前言：利用假期整理了一下房间，翻出一些旧CD，其中一张里面有以前的妻子和我写的文字，有些蛮有意思，如果我们是白手起家，那我们的前一两代人则为生存在搏斗。征得妻子同意，贴出妻子的一篇旧文来共享：
画上那肩挑行囊箩筐的路人，我总觉得非常熟悉。不知道他的担子已经装了多少个日出日落，他心中可曾寂寥，他可曾梦里还乡？也许有人羡慕他的自由，又有谁知道他有多深的无奈，有多深的愁怀！
固执地以为，这幅画里的人物是有原型的，丰子恺一定也见过走四方讨生活的人。少时在我的故乡，一年之中会来几个这样的异乡客人。他们往往会一两门手艺，如补水缸，瓷器活，箍桶(水桶，马桶等)，编篾席等等。一头挑铺盖，一头挑了手艺活所必须的工具。到得一个村落，他会先喊生意，“哎~来补水缸~”。如果活儿多，他会住上一两夜再离开。虽然既无客店，也无饭馆，但那时民风淳朴，吃住可以在当地人家解决，用一部分工钱可以折算成饭钱，和住宿钱即可。大家都不富有，这种安排倒也两相方便。
我对于他们总是怀着敬畏的心情，是因为他们总让我想起我从未见过面的外公的缘故吧！外公也曾是去过很多地方的手艺人。在三年国家困难时期，家乡颗粒无着。大家都吃食堂，吃到后来每人一天两碗粥，粥里的米几乎屈指可数。可是，如果谁家烟囱冒烟，公社里的人就要把他家的灶给扒了。我妈当时只有十一岁，下有四岁的姨妈和几个月大的舅舅。姨妈吃完粥后，要抱住碗再舔一遍。妈妈每一碗都要省出一点给姨妈，装作没事地说吃饱了。妈妈的胃病就是那时落下的，折磨她一直至今。有一户人家(后来成了我外公的亲家之一)，有一个男婴，母亲偷偷地在灶堂里煨了一小竹筒的米饭给婴儿。然而却被父亲发现吃了。孩子就这样走了，母亲哀号，闻者无不落泪。
家乡已经没有活路了，我外公下决心靠自己的一手好木匠手艺去外乡讨生活。与画中不同的是，外公得拖家带口：两个十余岁的舅舅，妈妈，姨妈，小舅舅和缠了小脚的外婆。外公挑了一担工具，两个舅舅挑了铺盖，妈妈和外婆轮流抱小舅舅，而四岁的姨妈要自己走路。到了福建，很高兴地发现那儿的政治活动不那么轰轰烈烈，因而还有粮食，能填饱肚子，从此走村串乡，也成了他人眼里的异乡客，不知道哪一天可以回到故乡！身世若浮萍，岂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如我辈者能体会的。除了普通的床柜桌椅，外公还会一手雕刻木花的绝活。一些人家，本来家具也都能凑合着用；然而见过外公的雕花后，就要外公为他们做一两样雕花木器，当作奢侈品作为女儿的嫁妆。外公的手艺也就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名闻遐迩。
虽然外公手艺人人夸，但在当时，也仅够一家人糊口。另外，妈妈和两个舅舅都是上学的年龄，终年流浪，终究不是办法。外公在福建邵武，江西弋阳两处停留最久，妈妈和舅舅们得以读完小学和初中。外婆后来和我说，虽然我妈妈断断续续地读了三年书，小学还换了四五个学校，但是妈妈在哪里都是第一名，没有一个老师舍得她走。外婆既欣慰我能读书，又很内疚当初没能让妈妈继续读书。
六年后，姨妈留在福建，外公带领一家取道上海回家来。在上海，外公在同济大学也做了约一年的木匠以筹措回家的盘缠。回到家乡后，外公对外婆说，“我为人家雕刻了不知道多少嫁妆，几时忘了自己的女儿呢！”那时我妈妈还才只有十七八岁呢！于是开始给妈妈打造雕花家具做嫁妆。家具完工了，困难年也过去了，外公算是盼得雨后天晴，然而他却一下子病倒了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想，是不是因为以前他担着生活的重负，身体的不适都被他的意志挡住了，一旦移去这重负，病魔就一起要算帐了。
政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，我妈妈的嫁妆，文革时为了避免被抄被砸，在雕花上面都贴上毛主席的像，侥幸得存。